Fridae

這樣的事實曾經很令好高騖遠的同志咬牙切齒，彷彿一場熱鬧的革命尚未成型便慘遭人工流產，滿腔準備付諸行動的努力完全無用武之地。

在那個石牆事件剛剛由報紙頭條滲進日常生活的時代，銀幕假如響起肆無忌憚的聲援，對起步的運動恐怕有不可估量的鼓舞作用──你可以想像，如果《斷背山》於七十年代初就毅然矗立在地平線，存在意義會比三十年後才出現在懷舊明信片上大多少嗎？

尤其那是一把來自舊大陸的年輕聲音，明亮、摩登、有知識份子色彩。既然法國新浪潮諸公擺 明車馬只對溝女有興趣，指望實力最雄厚的陣營遣派救兵無疑異想天開，退而求其次，意大利崇尚高達的新晉詩人實在不賴。

他正式執導之前當過帕索里尼跟班，炫目的傑作《同流》（The Conformist）有當時頗破格的同志心理描寫，若得這樣一個近乎性感的海報男孩招徠，揭竿而起的義勇軍就算不倍增，起碼多了可以壯膽的體面裝飾品。

現在回顧，當然啼笑皆非。被影評人隻手造就而平步青雲，《巴黎最後探戈》是影史上最昭彰的個案，舞池裏攬頭攬頸的假如換了兩隻雄雞，誰敢擔保牠們能像擁抱異性的馬龍白蘭度一般生出金蛋？

寶蓮基爾（Pauline Kael）的忠實讀者再盲目崇拜偶像也必需承認，影評界天山童姥的基因神經線素來不算發達，就地取材使用白脫油進行肛交的變成男男，她未必會慷慨搬出《春之祭》抬舉。而沒有她的鼎力支持，一部荒腔走板的歐陸藝術片最多只能在數目有限的小影院輪廻，根本沒本事唱成舉世矚目的主旋律。

更關鍵的疑問，是貝托魯奇能否拍出一部值得同志驕傲的同志電影。縱使假設性的問題很難實牙實齒對待，不幸地我努力加加減減，也一直找不到可以配搭出正面答案的方程式。最簡潔的證明是他的不堅持：兩男的探戈由一男一女表演，絲毫沒有意義上的差異？果真如此，他就註定不是一個能夠敏銳處理同志題材的導演，像法斯賓達和艾慕杜華。

再從他後來的作品推測，一樣不樂觀。由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原著改編的《情陷撒哈拉》（Sheltering Sky）最可以看出他心底的情慾地理狀況：那是一片茫茫的沙漠，綠州不過是海市蜃樓，別希望會湧現有救命功 能的甘露。男主角的追尋虛無飄渺，罩上一層不知名「主義」的美麗面紗，聰明地迴避了在鏡中照見真正的自己。鮑爾斯所有小說普遍散發的神秘感，不過是名目堂皇的煙幕，惺惺相惜的貝托魯奇把它視作暢遊性俱樂部的護身符，自欺事小欺人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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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說還休的態度顯示性革命從未開始，《革命之前》（Before the Revolution）諷刺地為它的導演宣告了一生──雖然他仍未退休，但臨老加入運動的可能性接近零。

最新的《戲夢巴黎》（The Dreamers）數十年如一日與同志情愫藕斷絲連，二十世紀中曖昧的少年心態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初，未免教人搖頭嘆息：他顯然沒有搭上越開越快的時代列車，依舊關起門來進行精神自慰。

同一件事由未成年人擔鋼，青春魅力可以教人忽視基層結構的幼稚，改由已過不惑的老頭子搬演，就算絲絲入扣也無可避免髒的感覺，勉強忍受肯定難堪地皺起沒有義務說謊的雙眉。

到頭來，我們是要為錯失良機感到慶幸的，影史上假如有一部叫《巴黎最後探戈》的同志電影，只怕不外多了一匹害群之馬。

起碼，透過有色眼鏡的凝視，它印證的是世俗對同志的偏見和恐懼：情感因壓抑而阻塞，性關係隨便而迷亂，血淋淋的氛圍恭維的說法是子宮的迷戀，不客氣對質就是地獄的建成。強逼性肛交、綴滿侮辱話語的前戲、靠你眼望我眼達致高潮的幻想、死亡陰影的無處不在，大概將會失去經異性戀者演繹的震撼力，因為令人不安、驚惶以致嘔吐的種種異端行為，在想當然的同志宇宙是早午晚家常便飯。

要為一支越幫越忙的探戈清洗舞池地板，你想想會多頭痛、多費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