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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空間

同性戀者的生存空間是在同志人群的努力和社會進步的條件下慢慢發展起來的。在1990年代，公開的男同性戀活動和男同性戀經常出入的場所，經常受到警察的制止和光顧。男同積極分子吳春生曾在自己的住所裡被十幾個警察造訪，因為他邀請了40多個男同性戀者參加在私人家舉辦的私人聚會。在警察的逼迫下，吳不得不用電話，在警察的面前一一通知這個聚會被取消。私人聚會尚且如此，公開活動更加受到管制。1995年世婦會期間，吳春生因組織中外女同性戀者的舞會被捕入獄，後被遣送原籍廣東。在1990年代裡，警察經常出沒在男同性戀者出入的舞廳、公園和廁所，抓人的情況時有發生。

1990年代起，大陸開始出現研究同性戀的文章、書籍和刊物。如李銀河的《他們的世界》、方剛的《同性戀在中國》和張北川的《朋友》通訊，一些女同性戀者紛紛給作者寫信，請她們介紹認識其他的女同性戀者。通過通信介紹，一些女同性戀者開始形成一個書信往來互相支持的小組。發起人陽陽在郵局訂了一個郵箱，有需要的女同性戀者可以給她們寫信，尋求支持。這個通信小組的成員發展到有來自全國各地女同性戀者三、四十人。這些人通過和陽陽通信和相互通信，分享苦惱和快樂。這個書信小組成員成為後來的第一次女同大會的主要代表。
 

同志酒吧

1994年起，一些住在北京的有同性性取向的女性自發集結起來。開始時是在私人家裡舉行不定期的聚會，之後發展到公共場所組織聚會。蘇茜，一個在北京工作的英國人曾經多次在她的家裡組織舞會，晚餐會，早餐會，邀請中外男女同性戀者參加。1994年起，她和吳春生一起組織在三里屯酒吧街同性戀者的定期聚會。那時的北京還沒有同性戀酒吧。由於對同性戀的歧視，這種定期聚會不得不經常更換酒吧。開始時，經常來酒吧的女同性戀者也只有兩三個人。

1996年6月，為了搞一次慶祝石牆運動的週年活動，蘇茜和吳春生，找到了一個地處偏僻小胡同裡的非常安靜的小酒吧，與老板說好要租用，為了舉辦一個生日聚會。此前，吳春生幾次要組織慶祝石牆運動的晚會，都由於警察的干涉而告吹。這次，蘇與吳改變策略，通知所有認識的人是來酒吧參加生日聚會。

這次活動有60多個人來了，其中8個女的，我是第一次看到有這麼多的女同性戀者來參加這樣一個公開的聚會。激動之餘，吳春生告訴我，酒吧裡有便衣警察。為了不讓警察找麻煩，我們想了辦法來對付。我作了聚會的主持人，並記錄下當時的場景：

我們先唱了生日快樂歌，又分了蛋糕。然後我問大家，猜一猜今天是誰的生日，然後再到我的耳邊小聲告訴我，猜對了有小禮物──包裝好的安全套和糖果。大家開始互相詢問，有人知道石牆故事的就講給不知道的，然後再小聲告訴我。於是大家一一過來到我耳邊說：今天是美國同性戀運動紀念日。有一個男同志聽完故事跑過來在我的耳邊告訴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今天是我們大傢伙的生日！」小聲轉告給其他的同志們。我想這大概就是同志運動的意義，我們團結起來了，有了共同的生日。從這一天以後，這家名為「一半一半」的酒吧也成為北京的第一個同性戀酒吧。

同性戀酒吧，又稱同志酒吧，它的出現，對於同性戀者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我的記述：

同志活動場所對於同志運動特別重要，只有大家走出來，讓我們從「不存在的」或是一種「現象」，變成為可見的、活生生的人。只有大家走到一起，才能把我們從可憐的、孤立的個人，變成為有組織、有目標的政治群體，為獲得社會公正的待遇而共同鬥爭。

 
同志熱線

除了同志酒吧以外，還有了同志熱線。我這樣寫道：

然而，對於大多數女同志來說，去同志酒吧很困難。一來不了解信息，二來煙酒的環境，酒吧的文化氣氛，經濟的原因，怕暴露身份等等問題，都成為阻礙女同志走出來的原因。同志酒吧出現後，一兩年的時間裡，除了兩三個女同志外，基本上沒有其他女同志的光顧。

熱線可以宣傳同志群體和同志活動場所的存在，鼓勵更多的男女同志走出來，特別是女同志走出來。因為女同志更需要了解哪裡可以遇見女同志。熱線可以成為初期的組織和宣傳聯絡方式。BB機與電話機相比，流動性大，即使被發現也不容易被停止。

同志熱線開始時是男女同志共同工作，女同志在熱線的初期工作中表現出了極高的熱情，積極報名參加值班和培訓討論。同志熱線在開始時沒有組織化，制度化。沒有固定的值班人員，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值班人員也沒有事先經過培訓。常常有時候一個人拿著BB機一個星期或幾個星期，遇到尋呼時如果正在上班，因為工作忙，或怕同事或領導聽到，就無法回電話。有的值班人員家裡沒有電話，遇到尋呼就去公用電話亭回電話。有的值班人員使用自己的手提電話機回電話。

熱線、私人聚會、同志酒吧、女同的定期和不定期的討論集會，使得女同性戀者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多的女同性戀者走出來，找到與自己性取向相同的人，討論和分享自己的生活經歷。有了這些同志場所和活動，使女同性戀者得以相聚，去發現自己，認同自己的身份，並把它發展成為了同志運動。

 
全國女同大會

1998年，我和陽陽以及部分她的書信小組成員坐在一起聊天，我的記述：

我們都覺得我們應該在一起好好討論一下我們的未來該怎麼辦，應該做哪些事來幫助我們的姐妹，也了解我們自己的需要。我問大家，組織一次全國女同志大會有沒有可能？大家幾乎一致贊成這個意見。我們又聚會了幾次，認真做了可行性的研究，討論了開會地點、時間、參加人員，更為重要的是在會議日程，我們決定主要討論三個內容：編輯發行女同志通訊；建立全國女同志網絡；建立女同志熱線。我們當時認為這些是我們最為需要的事情。我們每兩個人分別負責一個題目，寫出提綱，供會議討論。

我建議應該成立一個會議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在另一次在我家的聚會上誕生了，共有6個人。那次聚會來了十幾個女同志，也請了幾個男同志，幫助我們提意見。

我們決定開會時要把陽陽書信小組的外地三十幾個女同志都請上，因為外地的女同生活更為艱難，缺少信息渠道和支持網絡，缺少地方尋找相同性傾向的伴侶。考慮到可能有些女同志來北京開會有資金上的困難，我們決定分頭籌資，向一些機構和個人申請資金。我則在北京的一家俱樂部安排了一次大型聚會，因為我要出國學習，名義上是我的告別晚會，實際上是募捐大會。我們精心設計、印製了請柬，提前在各個同志活動場所散發。請柬上印上了「為第一次全國女同志大會募捐」的字樣。

這次活動經過精心組織、分工，發動了幾乎所有的女同志和一些男同志，我們分別負責散發請柬，製作會標，組織了義賣，義演，拍賣等活動。我們也邀請了其他婦女ＮＧＯ的代表。很多婦女ＮＧＯ組織，如全國婦聯、東西方小組、婦女法律咨詢中心、婦女熱線、光華女子學院都有人來參加了我們的募捐活動。我們女同志分工，有人負責賣門票，有人負責為來人帶會標，有人賣彩票。我作主持人，負責拍賣徵集到的物品，全部是同志們從家裡貢獻出來的東西，我們提前把這些東西包裹好，然後有的做獎品，有的拿來拍賣。所有的東西都拍賣光了以後，最後由我來拍賣自己的身體。我穿了一件黑色的破連衣裙，一共有兩個扣子還缺了一個，帶了一個破草帽，在台上扭了半天，才終於以300元的價格把自己拍賣出去。我真高興能用我的自己的身體為女同志運動做一點點經濟貢獻。

1998年10月，第一次全國女同大會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10多個省市的30多人參加了會議。會上除了分享女同性戀者各自的生活經歷，還討論了如何開展熱線工作，建立全國網絡和出版女同刊物《天空》，並開通了第一條女同熱線。

到2007年，全國各地已開通的女同熱線有數十條，一份女同雜誌《LES＋》在2006開始出版和向全國發行，幾個活躍的女同網站也為無數的女同性戀者創造了在網上交流分享和發表思想言論的平台。存在於大都市裡的一些女同酒吧，更是吸引了許許多多的人，使女同性戀者從隱秘走向公開，從黑暗走向光明。


本文作者何小培來自北京粉色空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本文原載：《中國「同志」人群生態報告》、山東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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