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还有一些人，告别后，在时间的那一端，还会再见。我想，我和大潘应该属於最后一种。

称大潘是我的朋友，不觉不妥，但还是有一点尴尬。因为我对他了解不多，我甚至不知他的全名是什么。朋友之间，应该不是这样的。可对他的感觉，却是志同道合，又远胜一般朋友。我们只见过三次面，第一次大概是十二年前，再见时是十年以后。

第一次见他，那时我还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任专题记者，那时写了一系列同志报导文学。当时我还是保守的基督徒，比一般马来西亚基督徒开放，但骨子里还是有原教旨主义的原素。对同性恋，我的立场以为这是罪恶，但必须同情。那一系列文章恐怕是当时对同志最开放与较中肯的报导，但离理想太远，对同志还是存有太多偏见。

当时，我认定基督教反对同性恋，我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或更确实地说，我甚至不以为自己是同性恋，以为同性恋是一种行为而非性取向，是一个可以选择「做」与「不做」的问题。

那一系列同志文章见报后，有几位同志读者要找我「对话」，其中一个就是大潘，还有一个好象是来自中国的同志运动工作者。由於我对同性恋的立场纯粹从传统基督教对圣经的认识出发，他们不是基督徒，对圣经认识不多，我们根本无从对话。至於还有说些什么，我现在已没有记忆。

不过，我记得我问大潘：「如果你认为同性恋是正确的，为什么不走上街头？」我还记得我又说：「如果同性恋是对的，如果我是同性恋，我会走上街头争取同志的权利。」

我不晓得大潘是否还记得我说过这些话。今天，我明白惧同的力量，我了解异性恋霸权的邪恶，我不会再问大潘或任何同志我十二年前问他的问题。但，对於我说过的那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次见面后，再见时是十年以后的事，在我出版第二本同志系列《同志爱神》的推介礼上，后来我到「粉红三角」主讲同志课题，我们谈了大概十分钟。那时由於还在处理离婚的事，还未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但有一些事，关乎正义，不能也不应等，所以虽然还未走出来公开性取向，但为同志平反的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他大概难以置信我的改变。

那一次和大潘及他的朋友见面，是第一次和同志运动的朋友对话，到今天我依然感动。大潘之前只读过我的文章，完全不认识我，但看不惯报章媒体再一次以宗教之名污蔑同志，为了展示真相，揭露偏见，他主动要和一名记者见面。他和他的朋友向我，一个他们不认识的记者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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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十二年前，同志的光景比今日苦闷黑暗。大潘和他的朋友，却向我走出来。

生命之间的因缘巧合，相互影响，很难具体解释清楚。但我一直深信，知识令人欢愉，但唯有生命可能影响生命。

大潘当年向我走出来，与我今日走出来，是有一种历史延续性的意义。如果没有那次会面，如果没有这个朋友，如果他不曾向我走出来，我想生命不会一样。历史，有一种神秘无形的力量，穿越个体，建构自我，把个体生命连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当时感激他主动约见，现在感动。

每一次我向别人走出来，我就情不自禁想起这位十二年前认识的朋友。他和他的朋友或许不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甚至没有在理性上说服我改变对同志的看法，但他们向我走出来的行动，那一次的见面，恐怕比对我理智上的启蒙更有力量。因为我接触的是一个真实的同志生命，而不仅是一组关於同志的知识陈述。

因为大潘和他的朋友，我珍惜每一次走出来的机会。每一次我在电视、电台、报章媒体走出来，我不晓得谁的生命因此受安慰，但我知道我不是喃喃自语。

每一次我坐在电脑前为Fridae专栏写文章，战战兢兢，唯恐冒渎一个字，因为每一个字都有力量，因为我不只是在重组文字；你和我，就在这一刻，我们在促成一股运动。

我甚至可以预见风起云?ィ?铱梢愿惺芮Ю镏?馍??鞫??业男霓?荡灵魂悸动。我知道，我不是做另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我们是在逆风而行，无论东南西北方，我们在赶赴历史一场曾经的相约！有一天，我们的灵魂不再恐惧与疼痛。

谢谢你，大潘，我的朋友。十二年前你们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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