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異性戀霸權做為一種意識形態與力量，並不是異性戀者的所有物，同性戀者同樣可以內化異性戀霸權，把異性戀當作唯一與絕對，至高無上的愛戀標準，以為同性戀罪惡。

社會里有許 多反同性戀反得最咬牙切齒的，後來被人揭發是同性戀，美國著名牧師德哈克（Ted Haggard）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還有許 多所謂自稱已經「改變」，不再是同志的「前同志」，後來不是自己承認從未改變，就是被人揭發還是同志。因為同性戀根本就不是「做」與「不做」的選擇，而是「是」與「不是」的問題。

當異性戀霸權支配、主宰與統治社會文化，它可以產生恐懼的力量，令人喪失理智，說謊矇騙，自欺欺人。

紐約算是美國同性戀的「天堂」，可是在紐約還是有許 許 多多同志活在恐懼之中。翻開紐約出版的同性戀雜誌的徵友欄，你還是會看見其中一個自我介紹文中最普遍的字眼「discreet」（謹慎），為甚麼？

因為這些人有許 多還躲在衣櫃里，還沒有走出來，只能化名偷偷結識同志朋友，有者已與異性結婚，成家立室。另外一個常見的字是straight acting，為甚麼明明是gay卻要act straight？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誰定論某一種行為是gay 或straight？我就是gay，我不用act gay，如果有人是straight，何必act straight？自然就好，為何多此一舉，把人類行為規劃成gay straight二元？說穿了，還不是基於straight至上的心理？

異性戀霸權無處不在，還有另外例子。

東方不少同志常說「如果我在美國，我就會走出來」，我聽多了，沒有甚麼特別感覺，因為我知道，一個人要不要走出來，最重要的因素（當然不是唯一），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意志力，與環境或他人無關。如果有人因為恐懼而不願也不想走出來，生活在紐約，還是不敢走出來。我見過太多這樣的例子。如果有人立志要走出來，甚至在同性戀必須面對死刑的國家如一些中東回教國，還是會有人走出來。

異性戀霸權令人恐懼，結果因為恐懼而不能站出來對抗霸權。我再說，恐懼是異性戀霸權的傑作，這不是同志的錯。我們不能因此單方面責備同志無能或懦弱。但，我們必須努力揭穿霸權的詭計，鼓勵同志走出來，拒絕繼續讓霸權規範我們的心靈與規訓我的意志力。

異性戀霸權之所謂霸權，因為它無理與霸道。我聽過不少人對我說過，包括同志，勸告我在抨擊異性戀霸權時，不要「咄咄逼人」，在與反同性戀者辯論時，「不要令反對同性戀的人下不了台」。這些人甚麼時候在社會有人誤蔑同性戀時，對他們說「不要咄咄逼同志」，不要令同志下不了台？可現在難得有人公開為同志說話，卻要我處處為反同性戀者著想，照顧他們的心靈與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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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強調以牙還牙，我只是在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為甚麼那些強調「客觀」「理性」的人只會要求同志「冷靜」？這種雙重標準的基礎是甚麼？

馬來西亞有一位神學院劉姓講師（還是畢業於美國的碩士，可見我們真的沒有必要迷信美國），在我大力為同性戀辯護而不能反駁我的論點後，就轉換調調說甚麼「同性戀其實還有許 多可以值得研究的地方，我們不明白的事太多，所以現在不能結論同性戀沒有錯」。

你瞧，他表現得多「客觀」，可是我告訴你，這是假客觀，你甚麼時見他過去有許 多人公開抨擊同性戀，指同志戀等於道德淪喪時對他們說「對同性戀，我們還有許 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現在不要結論同性戀錯」？他的所謂客觀，原來只是為異性戀霸權服務，這是那碼子的客觀？

還有一種人，明明是內化異性戀霸權的恐懼而不敢現身，可卻不願承認，還說甚麼「異性戀與同性戀，都是一種標簽，我拒絕被這種人為的標簽束縛，所以，你問我是不是同志，我說，對不起，我不是同志」。

這種話不是不能說，大潘也說過這種話，美國女性主義者Judith Buttler 大概也不會反對，同志神學家如Elizabeth Stuart和Robert Goss 也會附和，可這種話不是每個同志都可以說的，除非他在別人標簽他為異性戀時，也敢說「對不起，我不是異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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