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这篇旧文写于2004年，登在《文讯》。必挂一漏万。】


本文采用「乌托邦之后」这个词来描述「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同志文学生态」，言下之意是：先前的文学生态是「乌托邦」。「乌托邦」向来有两个意思：指「乐园」，也指「海市蜃楼」。一九九〇年代这十个年头对台湾同志文学而言，的确是乌托邦，像乐园一样欢愉，却又像海市蜃楼一样虚浮。从一九九〇年开始，同志文学突然大鸣大放。许多文学奖得主处理同志题材，同志书籍开始在书店涌现。但是，乐园似乎转变为海市蜃楼──一九九〇年代之后，同志文学彷佛出现沉寂的倾向，进入「乌托邦之后」的时期。

在一九九〇年代，同志文学的其外／其内，都呈现乌托邦特色。同志文学之外──即同志文学所处的大环境──具有乌托邦色彩，而同志文学之内──作品本身──也不约而同展示乌托邦特征。台湾文学几十年来的主流是「写实主义」（只要查阅几十年来各种小说选集，就可发现台湾文学长久以来一直努力贴近写实的倾向），所以同志文学和写实主义疏离的现象就容易引人侧目。虽然写实主义也不时在当时的同志文学亮相，但是同志文学最让人议论之处，终究还是非写实的部分。同志文学刻画了「另类的空间」（异国，甚至异星球），「另类的时间」（科幻的未来，或是古代），「另类的现实感」（梦，白日梦，妄想，潜意识）；彷佛同志文学要凭藉另类的「空间／时间／现实感」，才能充份呈现另类的「性生态」（既然异性恋是社会的主流，同性恋，双性恋等等就是另类）。

时至今日，可以试着问：难道一定要另类对应另类才行得通吗？难道主流的「空间／时间／现实感」，就不能够呈现另类的「性生态」？同志文学似乎还可以尝试其他的排列组合可能性。

在乌托邦之后，值得思考的文学史问题有二：一，同性恋的乌托邦为何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出现？二，为何同志文学在一九九〇年代结束之后，就走出了乌托邦？第二个问题探究二十一世纪，才是本文的主题，但第一个问题也和第二个问题相关，所以在此也要约略讨论乌托邦的兴起。

一九九〇年代，同志文化在台湾的兴起；同志文学是同志整体文化的其中一环（其他环节，包括了同志人权运动丶同志休闲消费等等），也开始浮上台面。首先，从在地的（local）层面来看，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台湾政治情势大变，解严之后百家争鸣，各种弱势族群都要出头，而同志文化也顺势等到发言的麦克风。其次，从跨国的（global；transnational）的层面来看，一九九〇年代的台湾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互动更加频繁，电脑网路的流行更促进了跨国交流，而国外的同志讯息（艺文，人权，消费等等）也搭了经济的便车进入台湾，冲击了台湾社会。（比如说，台湾民众得知国外竟然有同志大游行，同志书店，同志婚姻之后，不免会想：「外国有，可是台湾为什么没有？」）于是，在国内／国外，在政治面／经济面，同志文学（以及其他同志文化环节）都受到鼓舞刺激，同志文学获得昔日苦求不得的正当性，开始名正言顺丶理直气壮发展。在此该一并说明的是，文学中的同志虽然受到注目，社会中的同志却普遍遭到忽视，人权甚至被践踏。许多人看了同志文学的呈现，就误以为同志的现实生活已经大幅改善──这其实是误解。

在思考了第一个问题之后，接下来该看看二十一世纪的变异。既然第一个问题关注同志文学当初的「兴起」，可以想像，有些人就会认为二个问题的焦点就是与「兴起」对立的「没落」。同志作品不再是文学奖的常胜军，而同志文学在书市的气势也不同从前，看起来同志文学似乎果真「没落」。不过，这种看法却有见树不见林的危险：事实上，整个文学生态一直受到挑战，同志文学只是整个文学版图中的一小部分。二十一世纪起，文学奖的力量普遍萎缩，各种本地文学作品都在书店遭受其他书刊排挤。持平而论，同志文学遭遇的变局，并不是同志文学独自的命运，而是所有本土文学作品共同面对的挑战。

同志文学的兴起，和国内／外丶政治／经济因素息息相关；而同志文学在二十一世纪的走向，也仍然被国内／外丶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这些昔日提拔同志的因素并没有停歇，也没有倒退，而是更变本加厉，将众人包裹在天罗地网之中。在一九九〇年代，同志文学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文学参与者（包括读者，作者，出版者等等）只要处理黑白分明的是非题，只要拼命往前冲即可，很容易和一九九〇年代之前的荒凉分出高下。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内／外丶政治／经济因素像细胞分裂一样增生，同志文学已经不能再凭以前的一股傻劲抱球向前冲，而必须在无数个像树枝一样分叉成长的出入口之前盘算再三。

以前关心同志文化的人士，现在可能另有选择；持续参与同志文化的人士，也不一定继续将注意力停留在同志文学上。当然，在同志文学的社群之中，有人离开，也有人加入；有些昔日并不特别关心同志文学的人士现在却转而成为同志文学的参与者。



台湾的同志文学仍然陆续出现。继九〇年代成立的同性恋专业出版社「开心阳光」之后，「集合出版社」的「好好系列」专门推出女同志爱情小说（「好好」，即「女子女子」）。一九九〇年代的同志文学大抵出于二十岁至三十岁的新人作家；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文坛的老面孔不再只是同志文学的观望者，而也下海成为参与者。老面孔的参与方式之一，是回过头去，和九〇年代的同志文学对话；例如：舞鹤的《鬼儿与阿妖》（二〇〇〇年，麦田）宣称要批判「酷儿」，而骆以军的《遣悲怀》（二〇〇一年，麦田）为九〇年代的人气作家邱妙津（一九九五年过世）进行召魂。诡异的是，这些作品虽然加入同性恋阵营，但其「男作家加女同志」的男女配对结构（而不是「女作家加女同志」，或「男作家加男同志」）却像是要「抢人」，要将同性恋「抢救」进入异性恋的国度。老面孔的另一种参与方式，是将非写实的同志写入写实的台湾历史，例如周芬伶的《影子情人》（二〇〇三，二鱼文化）就是一部以女性为主体的「国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前一种男作家英雄救美（女同志）的作品，曝露出异性恋面对同性恋时的焦虑；后一种女作家将女同志整编进台湾族谱的作品，可说是台湾写实主义主流对于乌托邦式同志文学的回应──前者固然有趣，但野心勃勃的后者更值得研究。此外，九〇年代的新人已成老马，并没歇着；陈雪的《爱情酒店》（二〇〇二，麦田）就显示出作者细水长流的能耐。

除了小说之外，老前辈的散文千呼万唤始出来，既具文学价值又具历史意义。白先勇的《树犹如此》（二〇〇二，联合文学）叙述同志伴侣长达几十年的濡沬情谊，而郑惠美编选的《上裸男孩──席德进四〇至六〇年代日记选》（二〇〇三，联合文学）让读者得以重新认识席德进这位传奇画家和性压抑年代的关系。曾秀萍研究白先勇作品的论文，《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说论》（二〇〇三，尔雅）恰巧就以席德进的著名画作「红衣少年」为封面图。



白先勇的小说一直吸引学者为文著述，曾秀萍的论文算是其中之一。但是，曾著却又和既有的白先勇研究不同──曾著见证了「旧」小说和「新」媒体的互动。几十年前出版的《孽子》在二〇〇三年由曹瑞原改编为公共电视连续剧，造成读者再度拥抱《孽子》的热潮，甚至将它送上畅销书排行榜，周边商品（如ＤＶＤ，写真集）也应运而生。曾著不只谈论白先勇作品本身，也记载了《孽子》的跨媒介投胎转世。当年《孽子》出版时，同性恋主题引起书评家非议；时至今日，读者却大方面对《孽子》。社会对《孽子》改变态度，不只是因为媒体诱导，也因为过去十年同志文化已经为社会进行暖身了。

二十一世纪的许多硕博士研究生都以同志主题发表论文，而过去一直致力同志研究的学者也有新作：如刘亮雅的《情色世纪末》（二〇〇一，九歌）丶张小虹的《怪胎家庭罗曼史》（二〇〇〇，时报）。此外，身兼创作者和学者身分的郭强生推出剧作《欲可欲，非常欲》（收录在《在美国》，二〇〇三，九歌），同时散发剧本和同志论述的气息。一九九〇年代的同志文学曾被认为处于边缘，时至二十一世纪却有进入主流的趋势──当然，趋势并不等于已经实现的事实。昔日的文学史很难找到同志的影子，现在的文学史家却几乎不得不提及同志。例如，在施懿琳丶陈建忠执笔的《台湾的文学》（二〇〇四，李登辉学校出版）中，同志文学就和自然写作一起扮演台湾文学史的压轴角色。



近年来，国际学界也对台湾的同志文学产生兴趣。在美国任教的夏颂（Patricia Sieber）即编译了《红不是唯一的颜色：当代中文小说女性之间的爱与性──短篇小说选》（Red Is Not the Only Color: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on Love and Sex between Women, Collected Stories. Bost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被收录的台湾作家包括陈雪丶洪凌丶梁寒衣。在澳洲任教的马嘉兰（Fran Martin）也编译了《天使翅膀：当代酷儿小说在台湾》（Angelwings: Contemporary Queer Fiction from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收录十位作家的小说：朱天文，邱妙津，朱天心，许佑生，林裕翼，林俊颖，陈雪，洪凌，吴继文，以及纪大伟。夏颂和马嘉兰的英文译本已被许多美国的大学当作教材，成为国际人士认识台湾的窗口。马嘉兰并出版了一部讨论台湾同志文学的专书：《欲望大风吹：台湾小说，电影，公共文化中的酷儿呈现》（Situating Sexualities: Queer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ese Fiction, Film and Public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台大外文系毕业，目前在美国任教的桑梓兰（Tze-lan Deborah Sang）则出版了《女同志出头：现代中国的女女欲望》（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内有专门讨论台湾的章节。英国里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东亚系讲师林松辉（Song Hwee Lim）在当地也以介绍台湾同志文学著称。另外，本人曾在《国际亚洲研究中心通讯》（IIAS Newsletter）（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号，荷兰出版）「亚洲同性恋专辑」撰文介绍台湾同志文学。

二十一世纪提供同志文学反省沉淀的契机。时至乌托邦之后的年代，同志文学的生态或许不像以往一样兴高采烈，却显得更加务实了。走出乐园的时候，也从海市蜃楼离开。


本文原载：2004年《文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