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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台湾小说类型中的同志小说作品进行抒发，谈台湾的同志小说地位丶意义丶研究现况等。】


根据一般认知，台湾同志小说大抵是在解严之后的九〇年代掘起，至今约有二十年的历史。诚然，郭良蕙（在1978年出版描写女同性恋者的长篇小说《两种以外的》，后改名为《第三性》，比白先勇1983年出版的《孽子》还早），白先勇，林怀民，光泰等等作家早在解严之前就已经发表同性恋主题的小说，但他们的作品都是当时的特例，并没有汇集成流。

同志小说跟解严的关系密切。解严之后，言论空间大増，多元的社会运动兴起，异于惯旧的身份认同纷纷浮出水面，对于身体和情色的管制渐渐松绑。关心同性恋并且想让同性恋被人看见的人士便找到许多发声的新出口，而在小说之内呈现同志成为一种主要的发声途径。而解严不只意味政治社会的开放，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触手：各种媒体觉得同志议题新鲜有趣值得炒作，出版业也看到商机而愿意印行同志小说。

解严后文字媒体摩拳擦掌极欲扩张，报刊増页得以刊登同志小说，报刊大手笔举办的主要文学奖也正好被数种同志小说获得（凌烟的《失声画眉》，朱天文的《荒人手纪》，邱妙津的《鳄鱼手纪》，杜修兰的《逆女》等等）。但这个历史时机并未能持久：电脑网路的流行威胁了国内外各大纸本报刊，同志小说与传统媒体共生共荣的景况在二十一世纪已不复见。但许多写作爱好者也顺势转向网路，在部落格等等平台发表同志文学。有些写手不在传统媒体而在网路发表，但也享有可观的读者群，后来小说结集由集合出版社（专门出版女同志读物），基本书坊（专门出版男同志读物）等等出版。

同志小说种类繁多，但是「家」（不论是英文的home还是family）几乎是每种同志小说的主要关键词。《心锁》作者就绵密描写了女同志们自组家庭的情景。白先勇在1983年出版的《孽子》，呈现了男同志被亲生父亲逐出家门，后来寻找「另类家庭」（由男同志组成），以求安身立命的过程。顾肇森收在《猫脸的岁月》的短篇小说〈张伟〉中，男同志受不了在台湾佯装家族乖宝宝的假面生活，只好赴美，追求同志伴侣关系。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中，主人翁一方面看到男同志老友跟原生家庭疏离，另一方面看到亲妹妹组成秩序井然异性恋家庭，自己也期望巩固跟小男友的恋情。杜修兰的《逆女》中，女主角受不了原生家庭的压迫，就致力建立女同志的家（让人联想到郭良蕙的小说）。曾在1990年代盛大举行同志婚礼的许佑生，在代表作《男婚男嫁》中，写出台湾男同志在美国找到得意郎君。这份书单还可以再延伸包括陈雪，曹丽娟，徐嘉泽，徐誉诚等人的作品。有些同志小说看起来完全没提到家，但事实上是逃避了或压抑了对家的想望──也就是没有真的逃开家的手掌心。

同志小说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身分认同」（identification）。许多读者一边阅读同志小说一边比对自己或亲友的心路历程，问「我也是同性恋吗？」「我女儿爱女人吗？」「我的生活，如果不跟异性结婚，会变成什么样子？」等等问题。某些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也提供了类似的功能，促发读者思索国族认同，阶级认同，地域认同等等；但，对高中大学校园中的读者群（正处于想要多认识自己和欲望，想要找伴的年纪）而言，同志小说探究的认同可能较为迫切，学生群读者对同志小说的兴趣也就特别浓厚：以同志小说为主题的学生文学奖等等活动在各种校园内常见。同志小说就像是人类学中的民族志（ethnography）一样，向读者大众介绍同性恋者的心路历程与生活圈。

如同民族志一般的同志小说，一方面可以帮助读者按图索骥检视自己的身分认同，另一方面也像（未必可以信赖的）旅游指南导览读者认识同志生活的「新大陆」。前一种就是同志小说的社教功能，通常广为（对同志友善的）社会各界赞颂；但笔者认为我们不宜期待同志小说（或各种小说）充分具备教化的功能，毕竟这种对于教化的期待同时钳制了小说和读者的多元可能性。而后一种功能似乎满足了社会各界的窥探欲，彷佛将小说中的同志化为马戏团的表演者，而读者乐于当观看的消费者──这一种功能偶尔遭受批判，但笔者并无意全然否定这种功能的意义。毕竟小说──长篇小说在英文称为「novel」，有「新奇」的涵意──向来就在向读者贩卖猎奇的享受。

不过笔者并不是要强调「小说本来就满足窥探欲」这一点，而是要指出读者窥探同志小说的动作就是「跨界认同」与「移情」的开始：非同志看了同志小说之后，不受自己原本身分的限制，却可认同同志（这点跟日本ＢＬ漫画现象类似），此为跨界认同；或读了心有戚戚焉，便将书中情感投射到自己身上，或将自己的情感投射书中，此为移情。

跨界认同和移情作用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同志小说受到不少同志族群之外读者的注意力。最有名的个案应是邱妙津和她的女同志主题小说。许多并不具有女同志身分的男女资深作家都曾纷纷撰文表达他们阅读邱妙津作品的感动；骆以军的长篇小说《遣悲怀》更企图跟早夭的邱对话。另外，舞鹤以跨界写作著称：他身为汉人却写原住民小说，他身为男性却也写了女同志小说《酷儿与阿妖》。

时至今日，以白先勇，朱天文，邱妙津，陈雪等人小说当作研究课题的各式论文（含学生的学位论文）已经难以胜数。这种关心同志小说的景况固然可喜，但同志文学的研究──若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算──已有饱和的趋势。针对单一作家或作品进行研究的论文已经早就失去兢争力，而某些题目也广受青睐而很难再有发展空间（尤如：朱天文小说的美学，陈雪小说中的家庭，邱妙津小说中的女同志认同）。同志文学的研究者势必要想像更新更多元的研究课题，才能够突破既有的研究水平。

笔者试举几种同志小说研究可以发展的新方向：一，同志小说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二，同志小说与殖民性和后殖民的关系；三，同志小说与全球化和跨国性的关系；四，同志小说与另类身体（如，身心障碍者的身体）的关系；五，台湾同志小说与其他东亚同志艺文的比较（如日本小说，韩国电影，东南亚各国的同志小说电影）。其中，第五点──与东亚各国跨国对话──是笔者尤其力荐的。

台湾的同志出版品已有外文译介。如：《孽子》已有英文版，日文版，义大利文版等等；《荒人手记》已有英文版；《鳄鱼手记》已有日文版；纪大伟的《膜》已有日文版。其他译本也会陆续出现，指日可待。

另，同志的文化呈现，绝对不只限于小说文类中。白先勇和王盛弘的散文，陈克华和鲸向海的诗，陈俊志和周美玲的小众电影等等，也都是认识台湾同志文化不可或缺的ethnography。


（本文发表于百年小说研讨会，台北国图，2011年5月22日下午场次；作者为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