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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宗教右派掀動的這股蒙昧主義的歪風，以維護家庭價值，保衛道德文化的名義，對與性有關的問題，開展一場「文化戰爭」。就連一條本意在於維護家庭安全，防止暴力悲劇發生，以免傷害家庭成員的條例，都在宗教右派無限渲染「家庭制度行將崩潰」這種蠱惑人心的煽動底下，變成一場頗為無聊的意識形態角力。

以法律條文上的爭執所掀起的這場爭論，和其他在美加等地宗教右派挑起的「文化戰爭」一樣，都只是他們借題發揮的工具。在他們要從所謂的「世俗主義者」手中奪回美國，重新成為他們理想的「上帝之國」的長期爭戰中，任何問題（包括無謂如強要在法院內外立「十誡」碑石），都可以成為他們的爭戰對象。就正如這場論爭當中站在極右的一端，聲稱不能讓「同性同居」這個概念，在香港法典上作哪怕只是「零的突破」的關啟文，也在繞了一大輪法律圈子之後，坦白直言他所關心的，其實只是家暴法修訂所帶來的「文化含意」和它的「象徵意義」。


同一上帝離婚態度迥異？

一如一個針對美加教友的基督右派網站所定義：「文化戰爭」是對付周圍墮落世界的一場爭戰，目的是使世界重歸基督。他們的文化使命，是與福音的使命並行，目的是由福音去改造文化，使世界順服主耶穌。在他們為信徒訂出的七條文化戰爭的準則中包括了：「認識人人都是戰士，教會和每個信徒都加入」、「決心遵行十誡」，並「不給魔鬼留任何餘地」。

基督徒當然有權去信仰任何他們認為合適的世界觀，但令人納悶的是，在香港這個基督徒佔人口只有數個百分點的地方，這批基督宗教右派在家暴條例修訂的爭論中，從來都沒有向公眾說明，他們的激烈「恐同」立場，其實只是來自他們這一派對基督教義的狹隘詮釋。他們口口聲聲維護的，就儼然是一些不證自明，自有永恆的「家庭價值」，並把這套未經解釋的所謂「家庭價值」論述，和「男女異性」的婚姻制度綑綁在一起。

基督教從來都站在維護既有的家庭制度的一方嗎？《聖經》上有明言，哪一種是上帝喜愛的永久家庭制度嗎？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的教徒，似乎欠了要向香港廣大的非信徒解釋，為什麼相信同一個上帝，天主教至今不容許 離婚，而基督新教卻可以？歷史上是誰（馬丁路德？）縱容了那可怕的「零的突破」，令今日家庭制度日益廢馳，離婚率漸增，「家庭價值」日益衰落的「道德滑坡」？


康有為提倡同性婚姻？

在香港及在中國人社會，輕言家庭價值就更令人迷惑。因為中國文化語境下，家庭價值所指涉的，遠非只是近代西方浪漫主義核心家庭的夫妻相愛，子女不濫交、不搞同性戀等，而是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外，一大套以一夫多妻為原型的倫常綱紀、婆媳妻妾，妯娌相爭的錯綜關係，以致三貞九烈、七出之條的戒律，和買賣婚姻、童養媳、妹仔買賣等等延伸的封建禮教，以及為抗衡此等禮教秩序的「逃逸路線」，例如自梳女的不婚同住，金蘭結義的姊妹相親。

五四時代的時人志士首要衝擊者，正是這套婚姻與家庭的制度。他們以平等自由的價值為標尺，鞭撻既有家庭制度，反思「家庭價值」對婦女和廣泛人性的摧殘，追求人性獨立。

他們問：從來如此，便對嗎？

事實上，自晚清以來，中國先知先覺的有識之士，對家庭和婚姻的本質和理想，進行了大量沒有禁區的思想探索和生活實驗，不單只有婦女離家出走的「易卜生主義」、自由戀愛，更有「去家」、「毁家」、「廢婚」等的論調和大量環繞這些問題的智性辯論。

他們那一代人，就是敢想敢問。

例如，康有為的《大同書》中，就直指「家人強合」是一種「苦」，並有「去家界，為天民」的構想，更說在「太平大同之世，凡有色欲交合之事，兩歡則相合，兩憎則相離……無名無分，無界無限，唯兩情之所屬。既然人人可得，也就沒有強合、佔奪、搶爭之事」，除此之外，康有為還提到「其有歡合者、不論男女之交及兩男之交，皆到官立約，以免他爭。」大抵康有為除了是維新志士，更是提倡「公民聯合／同性婚姻」的鼻祖。

康有為的《大同書》，寫於西方世界還未有什麼同志運動之前。而這些一百年前中國的先知先覺者，早就意識到家庭和婚姻制度的演進和變革，與社會、文化和人格進步互相緊密扣連。沒有對家庭制度、家庭價值的反思，社會變革進步也只是空談。

大同世界當然不是一蹴即就，這些洞見深刻的批判理論，也不存在什麼鼓吹不鼓吹的問題。但當然，今日的基督右派，為了「文化戰爭」的需要，亦大可把康有為也列為當代性解放魔鬼的先驅，扣上同志運動打手的帽子，又或者把《大同書》列為禁書，批判其為污染中國青年一代的精神大毒草，從基督教書局的書架上移除，以示「不給魔鬼留任何餘地」。


廢除奴婢等同衝擊家庭？

不過，基督右派除了自我陶醉於他們的「象徵之戰」、「文化之戰」之餘，忘了向這一代今日尚存的，自吃人的禮教和封建異性婚姻體制逃逸出來的同性同居者解釋，為什麼蘇穎智牧師可以斬釘截鐵的宣示：「要立法令他們不受傷害，無可能！」在中國文化啟蒙的歷史進程中，基督教究竟站在何方？

這樣說來，基督教從來不會去衝擊家庭價值嗎？答案當然不是。

香港教會史學家Carl Smith在一篇動人的著述中，生動的描述了香港的新教教會在五四前後，廢除妹仔買賣的運動上所扮演的積極角色。當年的基督教青年會（ＹＭＣＡ／ＹＷＣＡ）聯繫起來的基督徒，站在改革的一方，與工會分子攜手，促成了一九二三年香港廢除妹仔奴婢制度的條例通過。發人深省的是，在這椿新教教會成員首次積極投身的人權運動中，反對廢除妹仔奴婢制度的封建勢力，例如買辦富豪周壽臣，就辯稱妹仔是華人家庭制度的一部分，暗指主要由基督徒組成的「廢妹仔派」是在破壞華人固有的「家庭價值」。


家庭、家庭，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一直以來，香港絕大部分信徒（包括那些在今日仍在教會學校讀書的學生）都沒有被告知，早年的傳教士都是坐販賣鴉片給中國的東印度公司艦隊來港的。殖民權力和宗教權力，原來就密不可分。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內地就因此燃起了猛烈的「非基督教運動」。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等知識分子不分派別，強烈要求教育脫離宗教控制，要求收回教育權。在滾滾而來的歷史浪濤下，香港基督徒一改保守習性，站在改革和進步的一方，十分合理自然，也可能因此而使香港基督教會，倖免於後來席捲中國，更激烈的反洋教運動的災難。

可是，殖民地給予基督教會的種種特權，很容易令一些人忘記了，文化上的保守主義，並不是近代的中國人，長遠真心接受基督信仰的原因。

當代美加的基督右派以激進好戰著名，可是，香港的基督右派空有好戰之態，卻難掩內裏的辭窮理屈，底子薄弱。如梁燕城者，丟一些過時書袋不及之餘，以罵人「偽民主派」、「淫賤議員」掩其不濟，已廣為識者笑。

更有論者，以為可以單靠諷剌同志運動沒有一種惠及所有「同一屋簷下」各類有「同住」關係人士的襟懷，就足以向公眾說明同志追求的平等，也不是真正的平等，其立意只為顛覆香港合法婚姻的定義。這些自稱蒙恩的基督徒忘了，這種嘴巴論辯（巧妙的「反諷修辭」！），只是陳水扁式的「烏賊戰略」，把人人都抹黑成「帶點歧視成分」，卻沒有使自己的歧視變得合理。真理，卻迷失在這些犬儒辯駁的交鋒當中。

香港教會史學家Carl Smith以他的健筆，詳細地見證了這樣可供古今對照的精彩一幕：在東華醫院一個辯論廢妹仔法例的集會上，一位明顯的反立法者以反諷的口吻說：外面每天還有男人苦力被販賣，為什麼你們只為女人大費周章！眾人聽罷，起哄踏腳，以示不滿……要求主席立付條例舉手議決。

歷史，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大同理想」並非「天國」觀念，五四以來，激發了無數的青年人，踏實地探求社會文化與時並進的改革之道。他們不會像宗教右派，虛言要等待起草一條「真正要實現全面平等」的「世界大同條例」(可能還會包括「動物權益」在內)，以掩飾其落伍的歧視心態。

文化研究學者Lawrence Grossberg判斷宗教右派實質上並非真是一種守持真理的保守主義，而是一種後現代文化氛圍下出現的「舞弄感情的犬儒主義」（sentimental cynicism），因為雖然狂熱，他們骨子裏其實並不相信有真理。在香港這股宗教右派歪風下，也正好見證了後現代主義嘴巴上的奇巧淫技，如何取代了基督徒的生命見證，和正面理性的護教。

可悲的是，基督信仰在前門要驅走後現代犬儒主義的同時，它已在後門「暗渡陳倉」。

基督，在哭泣。


本文原載香港獨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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