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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美國性學家金賽博士出版《男性性行為》，轟動一時，洛陽紙貴。

他的研究之所以引起社會騷動，在於其５千名白人受訪者中，竟有３７％之眾承認在其生活至少有一次引發性高潮的同性性經驗。換句話說，每三名男人，即有一人有過至少一次達到射精的同性性行為。

另外，１３％的受訪者指有過達至射精的同性戀性幻想，４％的受訪者承認自己是同性戀，５％的受訪者完全沒有過任何異性戀性行為，而同時擁有同性戀性行為和異性戀性行為的受訪者竟高達２０％。

在同性戀普遍被認為「變態」與「不正常」，甚至是一種心理病的４０年代，金賽的報告令人大跌眼鏡。

因為金賽的報告直接提示，同性戀不是想像般的少數，如果每三個男人就有一人有過同性戀性經驗，而如果同性戀等於變態，或至少同性戀性行為等於變態，那社會「變態」的人太多。你的老師、朋友、教會牧師、作家、鄰居中，至少每三人就有一人「變態」，這怎麼不叫社會嘩然？

可是大約四十年後，即1985年，蓋洛普民意調查（Gallup Poll）卻發現，每五個美國人中，只有一人報告他有同性戀的朋友。

如果在４０年代，在同性戀普遍被視為不正常的社會，竟有如此多人有過同性戀性性行為，在８０年，同志運動已如火如荼開展十多年後，竟然每五名美國人中，僅有一人表示認識至少一名同性戀朋友，其余四人竟然完全不認識任何同性戀，這些數目字反映甚麼？這現象說明甚麼？

如果連美國尚且如此，你可能想像今日如果有人在亞洲國家如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或香港等地進行調查，有多少人會說「我有同性戀的朋友」？

同志無處不在，演藝界與藝術界的同志更是多不勝數，許 多人每天聽歌看電視跑電影院，他們竟可能瞪大眼睛，一臉無辜地對你說「同性戀？我不知道有誰是同性戀哦！」

當我還未公開出櫃時，我的表妹對我說「我不了解同性戀，因為我身邊一個同性戀都沒有。」

我和她關係極好，我望著她，想對她說「在你前面就有一個了」，但卻欲言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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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現在都很難忘記她的那句話。我能怪她不認識同性戀嗎？我能怪她在聽到別人說「同性戀都是心理有問題」時，她真的相信這些人的話嗎？

特別是當有人說「同性戀都是不正常的，不信你看，他們鬼鬼崇崇，你說說看，你有沒有甚麼同性戀的朋友是光明正大的？同性戀，有哪一個不是心里有鬼，做賊心虛？」，你說，我的表妹憑甚麼說「你錯了，同性戀也是人，只是性取向不同」？

有關同性戀的謊言、大話、假話、廢話大行其道，大有市場，許 多人信以為真，包括同性戀是可以改變的、同性戀都是戀童的，都有虐待人的傾向等等等，豈是沒有原因？

當同志都躲在衣櫃里，當同志拒絕現身以身示範，當謊言沒有人揭穿，我們可以怪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無知嗎？

當母親不知自己的孩子是同志，她可以罵同性戀變態。當弟弟不知自己的哥哥是同志，他可以說同性戀不正常。當學生不知自己的老師是同志，他們可以笑同志心里有問題，心智不健全。

可有多少母親、弟弟、學生，知道自己至親至愛至敬的人是同志時，不會先三思而後言？

同志無處不在，可當十之八九的同志都躲在衣櫃里，或與異性戀一起罵同志時，誰可能了解同志？

你可以想像，如果有一天，當所有的同志都站出來，三五成群，人山人海，那可能有多壯觀，社會大眾與異性戀可能不震撼嗎？你的心，可能不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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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同志太習慣於恐懼了，我們以為那是唯一「正常」的心理狀況。我們習慣於躲在衣櫃里，我們以為那是「安全」。我們習慣於欺騙，我們以為這是「人生」。

太多的同志以為有朝一日我們會和許 多人一樣，結婚生子，有個快樂的異性戀家庭，我們以為那是唯一的「幸福」與「出路」。

但，也有不少的同志走出來，一個接一個，告訴我們這些其實皆是痴心妄想；他們走過我們以為「幸福」的那條路，發現原來辛酸，折回頭，滿心是傷，可他們還是要走出來，有的為了自己，有的為了教訓後來者，有的兩者皆是。

他們的故事，我們聽到了嗎？還是我們執迷不悟，依然不能放過自己，依然要守候一個不可能的夢想，只因為恐懼？

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比十三世紀的人幸福太多。他們的恐懼是實在的生命威脅，但我們當中有許 多人的恐懼，除了一些中東國家吊死同性戀外，其實只是一種心理狀態，類似杯弓蛇影。

只有同志可能以生命向社會見証同志的生命，除了同志，恐怕沒有人可能幫助我們爭取我們天賦的人權利益。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走出來，不易。但，也未必如想象般困難。

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告訴家人，至少先告訴我們的好友。我願祈禱，我家人也有好友，有一天他們的好友告訴他們他是同志，就會為我後來的坦白，掀開序幕。

走出來，可以幫助別人走出來。可以從此安慰別人與自己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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