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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北川，衛生部艾滋病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性學會理事。1994年出版我國首部有關同性戀理論專著《同性愛》，是國內首位在男同性戀人群中進行大規模艾滋病干預的專家。

人物週刊：西方民眾對政治家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是持什麼樣的態度呢？

在西方，人們更多重視的是誠信。在政治家性取向問題上，人們對於政治家是否誠實的看重遠大於性向，異性戀的政治家也可能會很卑劣，他們只會依據一個政治家對待私生活是否誠實來判斷他對待政治生活是否會誠實。所以說，西方大多數人對政治家公開同性戀的身份還是持積極態度。

人物週刊：西方對於性取向觀念的轉變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呢？

西方性學起源於一些處在歐洲大陸的國家。19世紀10年代到20年代，那裡就有了20多個叫做「人道主義委員會」的組織，參加者包括了同性戀者、性學家、人權主義者。直到那個時候，歐洲對待同性戀的問題還是很開放的。在歐洲，對同性戀變得不能容忍始於二戰時期。在性學的發源地德國，納粹黨掌權之後，開始傳播排斥同性戀的思想。這種對同性戀的歧視持續了很久。二戰結束之後，隨著科學的發展和公民權的擴大，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艾滋病開始流行後，越來越多的同性戀者和他們的親人向外界公開，人們得以廣泛地接觸到同性戀問題，發現了同性戀者和普通人相同的一面。特別是有影響力的人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後，民眾才又慢慢開始重新認識和接受他們。

人物週刊：西方民眾現在對同性戀已經沒有歧視了嗎？

當然並不是對同性戀完全沒有歧視。我詢問一個荷蘭姑娘──荷蘭是比德國更加開放的地方，對同性戀有沒有歧視。她說從人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來是有的，比如說在車站，異性情侶離別的時候人們會拍手，鼓勵這種愛，但是如果是一對同性戀，人們的眼神就會很不友好。

人物週刊：為什麼像美國這樣經濟更加發達的國家對同性戀問題反而更加保守呢？

在西方，不同國家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樣的，這與國內宗教勢力的強弱有很大關係。美國是一個新教徒建立的國家，新教的勢力很強，他們為了保持自己的文化，因此保守力量會更強些，美國有少數州還保持著法律用來打擊同性戀行為。

人物週刊：隨著西方同性婚姻逐漸合法化，同性家庭領養孩子也被提上日程，對這些孩子來說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非常的性取向其實主要和基因有關，有先天的基礎。因此，生長在這種家庭中的孩子的性取向也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我認識的一對同性戀伴侶，他們收養的一個男孩子就沒有表現出什麼異常，這個孩子到了青春期，也會把漂亮女孩的海報貼在自己房間的牆上。在性格上，生長在這種家庭環境中的孩子可能會更寬容一些。當然，這些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可能會有一些來自於社會的壓力。

人物週刊：中國在同性戀問題上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西方國家100年前就開始了性調查，普及這些知識，但直到現在才有了這樣的性觀念。這說明了人類對性的理解是需要一個很長時間的。我們改革開放以來性觀念更新得很快，有很多東西直接學習了西方的模式，其中有一些是好的，比如在對待艾滋病上，全國很多地方都有了針對男性同性戀的「艾滋干預組織」。

中國在對待性取向問題上還有滯後的地方。在法律上，同性戀基本沒有什麼生存的空間，是個空白；在道德上，中國的傳統道德是忌諱談「性」的，同性戀就更不用說。整個社會對這方面都缺乏了解，只能通過教育來解決，但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達到，需要一代人、兩代人的努力。

 
本文原載：《南方人物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