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還有一些人，告別後，在時間的那一端，還會再見。我想，我和大潘應該屬於最後一種。

稱大潘是我的朋友，不覺不妥，但還是有一點尷尬。因為我對他了解不多，我甚至不知他的全名是甚麼。朋友之間，應該不是這樣的。可對他的感覺，卻是志同道合，又遠勝一般朋友。我們只見過三次面，第一次大概是十二年前，再見時是十年以後。

第一次見他，那時我還在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任專題記者，那時寫了一系列同志報導文學。當時我還是保守的基督徒，比一般馬來西亞基督徒開放，但骨子里還是有原教旨主義的原素。對同性戀，我的立場以為這是罪惡，但必須同情。那一系列文章恐怕是當時對同志最開放與較中肯的報導，但離理想太遠，對同志還是存有太多偏見。

當時，我認定基督教反對同性戀，我以為自己可以改變，或更確實地說，我甚至不以為自己是同性戀，以為同性戀是一種行為而非性取向，是一個可以選擇「做」與「不做」的問題。

那一系列同志文章見報後，有幾位同志讀者要找我「對話」，其中一個就是大潘，還有一個好象是來自中國的同志運動工作者。由於我對同性戀的立場純粹從傳統基督教對聖經的認識出發，他們不是基督徒，對聖經認識不多，我們根本無從對話。至於還有說些甚麼，我現在已沒有記憶。

不過，我記得我問大潘：「如果你認為同性戀是正確的，為甚麼不走上街頭？」我還記得我又說：「如果同性戀是對的，如果我是同性戀，我會走上街頭爭取同志的權利。」

我不曉得大潘是否還記得我說過這些話。今天，我明白懼同的力量，我了解異性戀霸權的邪惡，我不會再問大潘或任何同志我十二年前問他的問題。但，對於我說過的那一句話，我永遠不會忘記。

那一次見面後，再見時是十年以後的事，在我出版第二本同志系列《同志愛神》的推介禮上，後來我到「粉紅三角」主講同志課題，我們談了大概十分鐘。那時由於還在處理離婚的事，還未公開自己的性取向。但有一些事，關乎正義，不能也不應等，所以雖然還未走出來公開性取向，但為同志平反的文章寫了一篇又一篇。他大概難以置信我的改變。

那一次和大潘及他的朋友見面，是第一次和同志運動的朋友對話，到今天我依然感動。大潘之前只讀過我的文章，完全不認識我，但看不慣報章媒體再一次以宗教之名污蔑同志，為了展示真相，揭露偏見，他主動要和一名記者見面。他和他的朋友向我，一個他們不認識的記者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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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十二年前，同志的光景比今日苦悶黑暗。大潘和他的朋友，卻向我走出來。

生命之間的因緣巧合，相互影響，很難具體解釋清楚。但我一直深信，知識令人歡愉，但唯有生命可能影響生命。

大潘當年向我走出來，與我今日走出來，是有一種歷史延續性的意義。如果沒有那次會面，如果沒有這個朋友，如果他不曾向我走出來，我想生命不會一樣。歷史，有一種神秘無形的力量，穿越個體，建構自我，把個體生命連成一個命運共同體。

我當時感激他主動約見，現在感動。

每一次我向別人走出來，我就情不自禁想起這位十二年前認識的朋友。他和他的朋友或許 不以為自己做了甚麼大不了的事，他們甚至沒有在理性上說服我改變對同志的看法，但他們向我走出來的行動，那一次的見面，恐怕比對我理智上的啟蒙更有力量。因為我接觸的是一個真實的同志生命，而不僅是一組關於同志的知識陳述。

因為大潘和他的朋友，我珍惜每一次走出來的機會。每一次我在電視、電台、報章媒體走出來，我不曉得誰的生命因此受安慰，但我知道我不是喃喃自語。

每一次我坐在電腦前為Fridae專欄寫文章，戰戰兢兢，唯恐冒瀆一個字，因為每一個字都有力量，因為我不只是在重組文字；你和我，就在這一刻，我們在促成一股運動。

我甚至可以預見風起雲湧，我可以感受千里之外生命流動，我的心迴蕩靈魂悸動。我知道，我不是做另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我們是在逆風而行，無論東南西北方，我們在趕赴歷史一場曾經的相約！有一天，我們的靈魂不再恐懼與疼痛。

謝謝你，大潘，我的朋友。十二年前你們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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