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在公聽會上，同志們努力維持理性對話的可能，始終維持良好的禮貌和教養，為自己生存的基本尊嚴而發聲，但竟然連這一點小小的卑微的願望都不可得，公然被噓下臺，發言被撲殺，被人團團包圍，當面嗆聲：「噁～同性戀！」這是一個活生生的性別霸凌現場。

一通電話，我便到了──這場公聽會，是為了一個法案，一個案例，一群人，一個觀念，很多生命……而造就成的。

真愛聯盟成員言稱的「尊重」，卻是將同志與髒、不純潔劃上等號；話說「不歧視」，卻是以「孩子無知」為由，反對同志教材進入校園。這是尊重同志嗎？自我認同是同志運動10多年來好不容易打拼出來的成果，真愛聯盟以反課綱、反教材意圖去認同化，與挪威極端右傾、殺人義正嚴詞的犯罪行徑，真愛聯盟的偽善面孔一樣令人不寒而慄！

同志小說跟解嚴的關係密切。解嚴之後，言論空間大増，多元的社會運動興起，異於慣舊的身份認同紛紛浮出水面，對於身體和情色的管制漸漸鬆綁。關心同性戀並且想讓同性戀被人看見的人士便找到許多發聲的新出口，而在小說之內呈現同志成為一種主要的發聲途徑。

一九九〇年代這十個年頭對台灣同志文學而言，的確是烏托邦，像樂園一樣歡愉，卻又像海市蜃樓一樣虛浮。從一九九〇年開始，同志文學突然大鳴大放。許多文學獎得主處理同志題材，同志書籍開始在書店湧現。

同志文學一詞本是沉重的，可是在台灣，奇異地成了一種美學風格的代名詞，一種題材的分類。台灣同志文學沒有歷史，彷彿是從1990後才開始的。七、八年級的世代忙著寫自己的磕藥轟趴，覺得到底誰應該來讀，台灣同志？

二〇〇五年「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中明白規定，同志教育是性別平等教育的一環，從中小學開始就要教學生多元性別。這個政策在隨後幾年逐步討論、落實。二○一一年網路上卻出現一個連署，反對在國中小進行同志教育，理由是同志教育「強迫學生只能接受同性戀及多元情慾等單一價值」。

《姊妹戲牆》和《愛的自由式》雖是舊作重新出版，但前者張娟芬花了不少力氣增補時事，還增加了更早以前所寫的四篇文章，作為台灣本土同志論述的歷史見證。

暴力點名事件對於選舉結果似乎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因為暴力點名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勝選，而是為了給同志一點顏色瞧瞧，叫他們不要太「囂張」。在異性戀霸權下，歧視同性戀是大眾的共識，所以他們只需要讓大家知道ＸＸＸ是同性戀，就足以使那個人身陷歧視與壓力之中；他們不但不必自己動手，甚至還可以運用一點修辭的小技巧來往自己臉上貼金，偽裝成「校園理想改革份子」。

不要小看一個娘砲、男人婆、半男娘、人妖的生命動能與力道，當他們有能力面對社會公眾，直視大眾的雙眼，告訴大家：我不是「奇裝異服」，我是「盛裝打扮」時，這個社會終將產生擁抱與欣賞多元美的能力。我們希望所有性別主體，都能在校園中自然地作為不被惡意對待、也不需特別保護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