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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空间

同性恋者的生存空间是在同志人群的努力和社会进步的条件下慢慢发展起来的。在1990年代，公开的男同性恋活动和男同性恋经常出入的场所，经常受到警察的制止和光顾。男同积极分子吴春生曾在自己的住所里被十几个警察造访，因为他邀请了40多个男同性恋者参加在私人家举办的私人聚会。在警察的逼迫下，吴不得不用电话，在警察的面前一一通知这个聚会被取消。私人聚会尚且如此，公开活动更加受到管制。1995年世妇会期间，吴春生因组织中外女同性恋者的舞会被捕入狱，后被遣送原籍广东。在1990年代里，警察经常出没在男同性恋者出入的舞厅丶公园和厕所，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1990年代起，大陆开始出现研究同性恋的文章丶书籍和刊物。如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丶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和张北川的《朋友》通讯，一些女同性恋者纷纷给作者写信，请她们介绍认识其他的女同性恋者。通过通信介绍，一些女同性恋者开始形成一个书信往来互相支持的小组。发起人阳阳在邮局订了一个邮箱，有需要的女同性恋者可以给她们写信，寻求支持。这个通信小组的成员发展到有来自全国各地女同性恋者三丶四十人。这些人通过和阳阳通信和相互通信，分享苦恼和快乐。这个书信小组成员成为后来的第一次女同大会的主要代表。
 

同志酒吧

1994年起，一些住在北京的有同性性取向的女性自发集结起来。开始时是在私人家里举行不定期的聚会，之后发展到公共场所组织聚会。苏茜，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英国人曾经多次在她的家里组织舞会，晚餐会，早餐会，邀请中外男女同性恋者参加。1994年起，她和吴春生一起组织在三里屯酒吧街同性恋者的定期聚会。那时的北京还没有同性恋酒吧。由于对同性恋的歧视，这种定期聚会不得不经常更换酒吧。开始时，经常来酒吧的女同性恋者也只有两三个人。

1996年6月，为了搞一次庆祝石墙运动的周年活动，苏茜和吴春生，找到了一个地处偏僻小胡同里的非常安静的小酒吧，与老板说好要租用，为了举办一个生日聚会。此前，吴春生几次要组织庆祝石墙运动的晚会，都由于警察的干涉而告吹。这次，苏与吴改变策略，通知所有认识的人是来酒吧参加生日聚会。

这次活动有60多个人来了，其中8个女的，我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女同性恋者来参加这样一个公开的聚会。激动之余，吴春生告诉我，酒吧里有便衣警察。为了不让警察找麻烦，我们想了办法来对付。我作了聚会的主持人，并记录下当时的场景：

我们先唱了生日快乐歌，又分了蛋糕。然后我问大家，猜一猜今天是谁的生日，然后再到我的耳边小声告诉我，猜对了有小礼物──包装好的安全套和糖果。大家开始互相询问，有人知道石墙故事的就讲给不知道的，然后再小声告诉我。于是大家一一过来到我耳边说：今天是美国同性恋运动纪念日。有一个男同志听完故事跑过来在我的耳边告诉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今天是我们大家伙的生日！」小声转告给其他的同志们。我想这大概就是同志运动的意义，我们团结起来了，有了共同的生日。从这一天以后，这家名为「一半一半」的酒吧也成为北京的第一个同性恋酒吧。

同性恋酒吧，又称同志酒吧，它的出现，对于同性恋者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的记述：

同志活动场所对于同志运动特别重要，只有大家走出来，让我们从「不存在的」或是一种「现象」，变成为可见的丶活生生的人。只有大家走到一起，才能把我们从可怜的丶孤立的个人，变成为有组织丶有目标的政治群体，为获得社会公正的待遇而共同斗争。

 
同志热线

除了同志酒吧以外，还有了同志热线。我这样写道：

然而，对于大多数女同志来说，去同志酒吧很困难。一来不了解信息，二来烟酒的环境，酒吧的文化气氛，经济的原因，怕暴露身份等等问题，都成为阻碍女同志走出来的原因。同志酒吧出现后，一两年的时间里，除了两三个女同志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女同志的光顾。

热线可以宣传同志群体和同志活动场所的存在，鼓励更多的男女同志走出来，特别是女同志走出来。因为女同志更需要了解哪里可以遇见女同志。热线可以成为初期的组织和宣传联络方式。BB机与电话机相比，流动性大，即使被发现也不容易被停止。

同志热线开始时是男女同志共同工作，女同志在热线的初期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积极报名参加值班和培训讨论。同志热线在开始时没有组织化，制度化。没有固定的值班人员，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值班人员也没有事先经过培训。常常有时候一个人拿着BB机一个星期或几个星期，遇到寻呼时如果正在上班，因为工作忙，或怕同事或领导听到，就无法回电话。有的值班人员家里没有电话，遇到寻呼就去公用电话亭回电话。有的值班人员使用自己的手提电话机回电话。

热线丶私人聚会丶同志酒吧丶女同的定期和不定期的讨论集会，使得女同性恋者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多的女同性恋者走出来，找到与自己性取向相同的人，讨论和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有了这些同志场所和活动，使女同性恋者得以相聚，去发现自己，认同自己的身份，并把它发展成为了同志运动。

 
全国女同大会

1998年，我和阳阳以及部分她的书信小组成员坐在一起聊天，我的记述：

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好好讨论一下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应该做哪些事来帮助我们的姐妹，也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我问大家，组织一次全国女同志大会有没有可能？大家几乎一致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又聚会了几次，认真做了可行性的研究，讨论了开会地点丶时间丶参加人员，更为重要的是在会议日程，我们决定主要讨论三个内容：编辑发行女同志通讯；建立全国女同志网络；建立女同志热线。我们当时认为这些是我们最为需要的事情。我们每两个人分别负责一个题目，写出提纲，供会议讨论。

我建议应该成立一个会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另一次在我家的聚会上诞生了，共有6个人。那次聚会来了十几个女同志，也请了几个男同志，帮助我们提意见。

我们决定开会时要把阳阳书信小组的外地三十几个女同志都请上，因为外地的女同生活更为艰难，缺少信息渠道和支持网络，缺少地方寻找相同性倾向的伴侣。考虑到可能有些女同志来北京开会有资金上的困难，我们决定分头筹资，向一些机构和个人申请资金。我则在北京的一家俱乐部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因为我要出国学习，名义上是我的告别晚会，实际上是募捐大会。我们精心设计丶印制了请柬，提前在各个同志活动场所散发。请柬上印上了「为第一次全国女同志大会募捐」的字样。

这次活动经过精心组织丶分工，发动了几乎所有的女同志和一些男同志，我们分别负责散发请柬，制作会标，组织了义卖，义演，拍卖等活动。我们也邀请了其他妇女ＮＧＯ的代表。很多妇女ＮＧＯ组织，如全国妇联丶东西方小组丶妇女法律咨询中心丶妇女热线丶光华女子学院都有人来参加了我们的募捐活动。我们女同志分工，有人负责卖门票，有人负责为来人带会标，有人卖彩票。我作主持人，负责拍卖征集到的物品，全部是同志们从家里贡献出来的东西，我们提前把这些东西包裹好，然后有的做奖品，有的拿来拍卖。所有的东西都拍卖光了以后，最后由我来拍卖自己的身体。我穿了一件黑色的破连衣裙，一共有两个扣子还缺了一个，带了一个破草帽，在台上扭了半天，才终于以300元的价格把自己拍卖出去。我真高兴能用我的自己的身体为女同志运动做一点点经济贡献。

1998年10月，第一次全国女同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除了分享女同性恋者各自的生活经历，还讨论了如何开展热线工作，建立全国网络和出版女同刊物《天空》，并开通了第一条女同热线。

到2007年，全国各地已开通的女同热线有数十条，一份女同杂志《LES＋》在2006开始出版和向全国发行，几个活跃的女同网站也为无数的女同性恋者创造了在网上交流分享和发表思想言论的平台。存在于大都市里的一些女同酒吧，更是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使女同性恋者从隐秘走向公开，从黑暗走向光明。


本文作者何小培来自北京粉色空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文原载：《中国「同志」人群生态报告》丶山东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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