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恩，第4屆北京酷兒影展組委會成員。在剛剛閉幕的第24屆都靈國際同性戀電影節上，崔子恩的最新力作《誌同志》斬獲「觀眾最喜愛紀錄片獎」。一直以實驗影像聞名國際的崔子恩坦言，自己的創作理念已經發生重要轉變，拋棄了原來的「藝術至上」觀念，更多圍繞「改變社會不平等現狀的平權運動」為中心。本次《誌同志》的獲獎，無疑是對崔子新的創作理念的一大肯定。
對於中國同性戀電影的現狀，崔子也有著深刻的見解。在他看來，中國的同性戀電影目前還處於自發期，尚有很長的路要走。
《點》：中國同性戀電影當前的大環境如何？
中國電影目前有兩個體系，一種是不需要官方審查通過，當然也不能進入官方控制的院線的，以前叫地下電影，但從本世紀處開始叫獨立電影；另一種是需要官方審查通過，然後取得發行和放映許可證的。目前中國所有的同性戀電影都屬於獨立電影，沒有任何一部是經過官方許可的，因為國家廣電總局的電影審查制度中明文規定「同性戀」屬於應當「刪減修改的情節」。
《點》：當前中國本土的同性戀電影儘管來之不易，但是整體上和觀眾的距離還比較遙遠，是因為獨立電影本身就比較少去考慮觀眾和市場嗎？
大致是這樣，當然有一些投資成本大一些的獨立電影，會對觀眾、推廣、發行考慮得多一些，但這樣的影片也主要考慮國際意義上的觀眾和發行，因為在國內無法獲得許可，甚至可能根本沒有申請許可，國內市場基本上是放棄的。比如張元的《東宮西宮》和婁燁新拍的《母狗》。
《點》：國內市場無法形成，主要是因為電影審查制度對「同性戀」的禁令嗎？
這是一個先決因素，當然也有創作者自己的想法，創作者會考慮大眾推廣是不是他這部影片的先決條件，是創作更重要還是推廣更重要。比如《斷背山》會先考慮推廣，然後才是導演的個人表達。但中國目前的同性戀電影首要的都還是個人表達，比如張元的作品，導演中心體現得很鮮明，而大眾性影片往往以製片公司為中心，大的製片公司是重要符號。
《點》：如果不考慮有多少人看，那麼拍攝的意義主要有哪些？
中國的同性戀電影人，目前還處在自發階段，沒有那麼強的自覺性，大部分人的同性戀運動意識不是很強。這個階段，你會發現非同志身份的創作者多，而同志身份的反而人少。很多人出於題材尋找，對身邊故事的感動，而不太考慮我的作品是否會改變人們的想法，或者改造世界，自覺性還不是很夠。比如很多導演說，我不是想表現同性戀，我只是想表達人與人之間的曖昧，拒絕把自己的影片放在同性戀電影的意義之下。還很少有人考慮自己的影片是為哪個人群服務的，是為哪個人群表達思想的，以哪一個人群為觀眾群和票房指向。中國同性戀電影的市場還不明朗，對於大眾來說，這個消費群體是被掩蓋掉的，粉紅經濟只有同志群體自己知道，但這個圈子目前還很小，外人可能並不知道。
《點》：那麼中國目前的同性戀電影創作者的創作初衷主要有哪些？
一個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一個是自己的身份，有的人會知道自己的圈子有多大，他拍完之後如果想放映，會有這麼一個圈子看，雖然還很難說是一種市場化的考量，甚至有人覺得這個圈子的觀眾對他來說就足夠大了。
《點》：那你本人的創作初衷呢？
我的自發期是在文學階段完成，做影像的時期已經相當自覺了，自覺的力量首先來自於表達的欲望，因為我看到已有的影像世界並不完整，缺乏了或者說有意掩蓋了一部分，我希望通過我的影像把真相呈現出來，這個真相恰好是在男女之外的另一種生活群落的生活狀態。當然我也比較早的走入了國際，包括我的文學和影像，在我做同志影像之前我已經有一個國際的交流圈，我的觀眾不是無形的，我知道很多影評人同行會熱情地幫我在國際上做推廣。
《點》：你反覆談到了自發期和自覺期，這二者的主要區別是什麼？
自發期是不知道身邊也有人在做同樣的事情，自己做這件事情的結果也不清楚，比如覺得自己特想拍一個片子，特想寫一個作品，也不知道寫完之後會怎樣，會不會發表，會不會有讀者，銷路會不會好。我90年代時寫《桃色嘴唇》的時候就完全是這樣一個狀態。自覺期會更清晰路線，更清楚自己做這個作品的結果，更能預測經濟上的收益。
《點》：你的新片《誌同志》是一部記錄中國同性戀運動的紀錄片，和你之前的作品有很大的區別，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想拍一部探討同性戀運動的作品？
謝謝你這個問題！其實我一直遊弋於同志平權運動和酷兒立場之間，我一直都不希望自己在一個同志組織裡面，希望自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個人，不願意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同性戀的概念之下，一直都很抗拒分類。原來我認為我是很成功的堅持了酷兒立場，又為同志平權做了貢獻，比如做電影節、影展那個部分是我比較政治的部分，而其他的是相對藝術的部分。
但這一兩年我有一個新的認識，我認為藝術並不是至上的，我也認為不會有脫離政治的藝術。我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是開始認為最重要的藝術都和某種政治有關，和解放或者要捆綁某些人有關。我開始把政治和藝術之間的區別去掉，我認為最好的藝術就是在當時當地能夠影響被壓迫的人，將他們解放，而不是說我這個作品做好之後放在博物館裡，放在展覽館裡讓那些資產階級和有閒階級去看。
原來我老認為藝術是至上的，後來走多了影展發現原來我的作品無非是那些有閒階級在看，最關心、最能欣賞我的作品的還是那些大學教授、藝術評論家，我現在覺得如果我有一些作品，能讓生活在第一線的人看，對他們能產生作用，對於目前的我來說更為重要。
這個想法也和我們06年一起拍攝打工子弟學校的記錄片《我們是共產主義省略號》有一定關係，拍完那些生活中的孩子之後，我覺得一線的生活對我特別重要，正好我也有機會申請到足夠的資金拍一個關於同志歷史和現狀的片子。接下來還想再做更多一點類似的片子，比如關於同志ＮＧＯ的片子，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足夠多的資源。
《點》：你好像是第一次在影片放映後落淚，為什麼？
我是覺得歷史刷刷地在眼前翻過，有太多歷史的事件、感受、關係，既包括畫面裡的，也包括畫面之外的，影片一放完，把這些都點燃了。我覺得我們變得有力量了，過去我們那麼弱小，有那麼多脆弱的部分，而現在我們已經不知不覺變強大了。
《點》：儘管同性戀電影在中國還進不了電影院，但很多作品可以通過網絡下載和盜版看到，不過，港台和國外的電影遠比中國本土的獨立同性戀電影受歡迎，為什麼？
其實獨立電影在美國的概念就是拍了電影，拒絕放映，拒絕商業市場，它的含義和我們被打壓的電影不一樣。中國觀眾喜歡下載的影片基本上是高度資本主義化的，而獨立電影在全球意義上都有一個對資本主義的警惕和策略上對推銷的拒絕。中國的獨立電影當然沒有那麼自覺，恰好是中國目前做獨立電影的這個階層比較的不資產階級。
《藍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香港的製作班底，內地的故事和演員，這個影片找到了所謂的全球消費的興奮點。對於香港的製作班底來說他們諳熟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知道怎麼去運作商業路線，正好又用了一個內地故事一嫁接。這部電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喪失掉了很多內地生活的真實，有的是資本主義的套路。所以《藍宇》在香港備受冷落，香港人有特別明確的對紅色和金色的認識，特別不喜歡片中的男權中心，比如悍東，男人女人都對他死心塌地。而在台灣就很受歡迎，因為他們對內地了解少，很高興能看到內地的故事，但又是香港化的內地故事，所以跟台灣的生活很接軌。
《點》：中國的同性戀電影要想發展，是更需要獨立電影，還是商業電影？
基礎一定是獨立電影，因為它先發展，不管觀眾是否喜歡，但已有的就是這些，這些都是最珍貴，並非未來有多少影片商業化了，被經典化了就是很好的事情，因為我認為未來關於同性戀的電影史一定會被重寫，因為現在還是按照主流電影的評價方法，但將來的電影史可能並非得獎多、票房高才會被記憶。從多元的角度來說，當然是兩種都需要，我們叫「大眾小眾一起上」，但目前商業作品還很困難，政治上的禁令是一方面，更致命的是由此影響到的投資、發行、推廣，整個局面處在僵死狀態，不知道何時可以打破，所以我們現在談市場化的影片還為時過早。
《點》：但我們也看到，已經有一些作品開始在推廣方面作一些新的嘗試，比如最近通過淡藍網首映的《孤火》。
其實之前已經有一些同志文學採用過網絡推廣的嘗試，只是效果可能沒有《孤火》這麼好。因為《孤火》的故事本身相對通俗，戲劇衝突更強，採用了三角戀的標準故事片結構，引用「官方」的說法就是「色情加暴力」，選擇演員也比較年輕，給鏡頭的方式也比較偶像劇。這跟我的電影有很大區別，我的演員也很帥，但是在鏡頭前不加修飾。而《孤火》這三個演員都很帥，並且是加以修飾的帥。所以觀眾會眼前一亮──中國的同志電影也有很偶像的畫面。獨立電影發展到這個階段，理所當然的會出現「革命之外的閒情逸緻」。
《點》：那麼網絡推廣會是未來中國同性戀電影的發展趨勢嗎？
網絡推廣並不能徹底解決中國同性戀電影的發行問題，也不是所有的片子都適合網絡推廣，《孤火》是正好合適。只要劇情有一點難度，觀眾就會開始畏懼。
《點》：這是否因為中國看獨立電影的觀眾還沒有培養起來？獨立電影在西方似乎更有觀眾基礎。
西方的觀眾也越來越喜歡被好萊塢的電影所影響，越來越喜歡看簡單的東西，因為生活越來越複雜。以前是生活相對簡單，大家喜歡從文學、藝術裡面做深入的探討。現在生活已經足夠複雜化，所以電影越來越娛樂化。娛樂總是簡單化，而藝術總是複雜化。中國當前的同性戀電影娛樂性並不是最重要的，創作者還沒有開始考慮娛樂性，更多的還是在考慮藝術性和政治性。
《點》：是否當有一天同性戀在中國不再這麼具有政治性之後，同性戀電影的娛樂性就會增強？
在相對寬鬆的環境下，娛樂性會增強這是肯定的。但是同性戀的政治性不會那麼快減弱，包括在歐洲和美國，它的政治性仍然很強，權益的爭取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題，短期內不可能減弱。就中國目前來說，娛樂性的增強是相對突兀的，沒有基礎的，也是不顧現實的。
《點》：那麼，面對當下中國同性戀群體對於同性戀電影的強烈需求，如何才能滿足？
我認為我們需要有一些同性戀運動進入官方視野，之前是李銀河的同性婚姻提案最為直接，接下來可能我們需要一些其他的努力，比如反對電影審查對同性戀的禁令。我覺得這次同語提出來的口號就很好──「我們要看同性戀電影！」來得很有針對性，這個我們是誰，不一定是同性戀者，要看的人越多，這個條文也越荒謬。
不過我認為，政府目前可能還沒有真正接觸到這個口號，當然當前中國的同性戀群體自身對於權利爭取的自覺性並不強，這個口號出來後，自覺性可能會變強一點。但是要想真正起作用，還需要更大的媒介和更多公眾的支持，尤其需要影響到政府體制內的人士。
本文原載：《點》雜誌200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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