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媒介改變世界,數碼影像產品把電影的體制徹底改寫:它不是體制內,也不是體制外。自成一體使《舊約》、《我們害怕》、《人面桃花》、《美美》、《唐唐》頻繁亮相國際影展。它們的影響力,已經不僅於中國。
於同性戀電影製作者,電影應該沒有政體,沒有政權,沒有首府,沒有官僚也沒有民眾,他們和我們只有一些各負其責的合作者,在膠片上、DV卷帶上、數碼硬盤裡書寫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中國同性戀的現實與歷史。
有了作品,還要面臨展示作品的困難。2001年,北京同性戀電影節組委會正式建立,12月,第一屆北京同性戀電影節在北京大學成功開幕,之後在政府部門的阻止下倉促閉幕。2005年,第二屆電影節在北京大學開幕,很快被官方趕出校園,易地舉行。2007年,第三屆電影節,我們不得不以論壇形式在偏遠郊縣舉行。
在中國,拍攝同性戀電影是地下的,放映同性戀電影是地下的,舉辦同性戀影展是非法的、要被取締的。但是,我們在政治封鎖中,把影展堅持下來。搖搖晃晃中,影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北京、上海、廣州、杭州、南京等地的大學、同志NGO,在近三年中以不同形式與規模舉行了酷兒電影的放映與討論。
北京同志影展史話
History of Beijing Queer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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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洋
第一屆北京同志影展始創於2001年(當時名稱為中國同性戀電影節)。同一年,中國精神病學會頒布第三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同性戀首次不再被劃為心理異常的病態;同一年,湖南衛視《有話好說》欄目播出「走近同性戀」節目,這是中國電視媒體首次關注同性戀,崔子與石頭成為中國大陸首批公開出櫃的同志。而這一切,作為影展的直接組織者,我還並不知曉。
當年,北京大學影視協會一群天真喜歡電影的孩子時常在校園裡組織各種在那個時期還被稱為是「地下電影」的放映活動。那年秋天開學初,影協籌劃組織了「運動的視域」獨立實驗影像作品展映,我們第一次打電話給電影學院的崔子恩老師聯系放映他的兩部短片,在那次活動結束時候的招待酒會上,當時身為影協會長的張江南和作為宣傳部長的我,同崔子第一次談到了要籌辦同志影展的計劃。我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找到那些影片和一個場地,告訴大家來看。沒有想過審查,沒有想過籌款,沒有想過風險,只是單純地要做一件我們認為有意義並且還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之後,具體工作開始展開:崔子負責片目、聯系導演和嘉賓。影協負責場地、宣傳、售票等組織工作。對校園內來說,這是影協舉辦的又一次主題放映活動;對於校園外,它的名字是「首屆中國同性戀電影節」。既然是影協要在北大校園裡舉辦的活動,按照規矩都要經過校團委的批准才可租借使用活動場地。因此,我們與團委的領導們玩了個文字游戲。2001年的中國大陸,同志一詞尚未普及,尤其是正統行政機關裡的人不會想到最普通的同志一詞另有它意。因此,影協在報批時只說我們要舉辦一次「同志文化節」,並且輕易得到了批准。
2001年12月14日下午,首屆中國同性戀電影節在北大圖書館南配殿拉開了幃幕。首場放映是蔡明亮的《河流》。開幕式預計在晚上舉行,在那之前,影協的會長接到團委的電話,說是國家安全部門的人到了學校,可能會著便衣混在人群裡監視影展的進行,那是一直處在興奮狀態的我們第一次感到緊張:他們要做什麼?我們該怎麼辦?
開幕式順利舉行,開幕片為《東宮西宮》,中國大陸首部同志電影。導演張元來了和編劇王小波的妻子,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出席了開幕儀式並致辭。第二天,依舊平安無事,我們自己卻開始越發地不安起來。第三天,五部國內作品的第一輪首映即將結束,而閉幕片將是當時剛剛在台灣金馬影展上大出風頭的《藍宇》。《藍宇》的國內首映吸引了大批媒體記者起來觀映,300多個坐位的放映廳一時間擠得水洩不通。媒體的過渡關注也使得我們不得不當下決定對外宣佈影展提前閉幕。
週一,風暴終於來臨。學校團委的人正式通知影協的負責人前去接受國家安全部門和中宣部來人的審問。事件最終是有驚無險,主要的原因是,雖然我們公開放映了的所謂的「禁片」,但是只限於錄像帶和碟片,屬於非正式的放映;影展的內容主題並非非法,並且遵守程序報批團委審查並且通過。因此,影協的學生並未因此承擔任何責任,當然,影展也不可能再繼續下去。
中國大陸第一屆同性戀電影節轟轟烈烈地結束了。此後三年內杳無消息,就像什麼都不曾發生過。參加過電影節組織的學生陸續離開影協,新一屆的會員每逢去團委報批活動,去南配殿租借場地,總會遭遇百般刁難。而這樣的平靜一直持續到2004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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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洋
2004年底,第二屆同志電影節開始籌備(並由「中國」更名為「北京」同志電影節),並得到了北京愛知行研究所負責人萬延海與現象工作室負責人朱日坤的合作支持。愛知行負責籌款,預算為30,000人民幣。片目方面,除了大陸自2001年以來的新作品,第一次增加了來自香港和台灣另外兩個重要華語地區的影片(《蝴蝶》、《好郁》和《艷光四射歌舞團》)。為了告知公眾這是四年前第一屆電影節的延續,同時也因為沒有找到更合適的舉辦場地,我們選擇了北京大學校內的百週年紀念講堂多功能廳作為放映場地。於是,我們再次與北大影視協會合作,以舉辦社團活動的名義,申請時舉辦關於性健康和艾滋病預防的教育紀錄片展映。
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這次在宣傳方面比四年前謹慎了許多,一直封鎖消息直到開幕前三天,尤其是電影節的時間和地點,賣票也是通過email私下聯系,媒體方面僅僅通知了外國媒體駐京的記者。
開幕當天是4月的一個週五的下午,像01年一樣,先放映影片,晚上再舉行開幕儀式。為了保險,不引起放映廳工作人員的注意,在第一場放映之前組委會沒有講話,沒有擺放海報或者橫幅,志願者在放映廳門口、校園內以手繪的彩虹旗標誌作為給觀眾的路標。然而在開幕式開始前10分鐘,放映員發現了寫著「第二屆北京同性戀電影節」的海報,立即向他的領導匯報。經過許久交涉,講堂最終以「他們只接受高雅、學術的演出」為由,把電影節趕出北大講堂。在組委會與講堂負責人爭吵、交涉的時候,學校的保安把所有等待入場的觀眾攔在門外,很快北大的三角地附近聚集了幾百人。當我們看到交涉的結果希望渺茫,便吩咐現場的志願者抓緊時間記下了觀眾的電話號碼,告知他們電影節組委會將另外通知放映地點或者安排退票。
那天晚上我和崔子還有朱日坤在現象工作室的辦公室裡呆到深夜,打電話嘗試各種可能的解決方式。最終,紀錄片導演韓濤(他的電影《寶寶》參加第二屆電影節的放映)提出他在北京798藝術空間與高氏兄弟共同擁有一個場地空間,帶有放映設備,可以免費提供給電影節使用。於是我們連夜通過手機短信通知了那些留下電話號碼的觀眾,第二天早上用海報和宣傳冊把韓濤的平民影像空間佈置成電影節的現場。大約有200多觀眾不辭辛苦地從北京城的西邊趕到東邊,絕大部分觀眾對我們臨時改換場地等等突發事故沒有任何怨言。電影節在一天半的放映之後結束,雖然場地條件有限,大部分觀眾只能站著或者坐在地上,但是現場交流的氣氛很好。由於放映地點的改變沒有發佈任何公開消息,放映交流活動也因此沒有受到干擾。
在那之後,組委會開始反思電影節的組織策略和將來的出路,宣傳的立場和策略成了電影節最大的難題,甚至比資金的籌措還要困難。電影節的功能和意義何在?誰是我們的觀眾?口號也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讓更多的人看到這些影片,看到並分享影片中那些人物的生活和情感。於是,電影節開始了走出北京的第一次嘗試。2005年11月,我和崔子為巴西「MixBrasil 性的多樣性」影像節策劃組織了一次名為「World Mix, Queer China」的中國同志電影特別展映單元,總共9部影片,在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和巴西利亞三個城市巡迴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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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坡坡
電影節在幾經周折之後又變了一個中文名,並且終於決定一直用下去:北京酷兒影展,英文名:Beijing Queer Film Festival。
第三屆影展是我第一次加入影展工作,親眼目睹了組委會經歷的種種艱難:資金、場地、時間……我們的計劃從2007年9月份一直推遲到12月份。
當時,正遇上栗憲庭電影基金要舉辦第二屆北京獨立電影論壇,而他們的執行正好是我們酷兒影展組委會成員之一朱日坤。在朱日坤的邀請之下,我們決定將影展作為「北京獨立電影論壇」下特設的「酷兒電影論壇」單元出現。對於宣傳我們十分謹慎,只提前兩天在一些同志郵件組中發佈消息,或者以短信形式通知一些朋友,並且提醒大家不要公佈到網上。
幾經周折,「酷兒電影論壇」終於在07年12月2日開幕,眾多社會學家、同運人士出席了開幕式並發言。著名社會學家潘綏銘教授致了開幕辭,閉幕式則由作家童戈發言。
由於宣傳上的問題,我們損失了很多同志觀眾,放映交流也因此變得比較特別。例如放映《徵婚啟事》之後,有觀眾問周耀武導演:「難道你覺得同性戀是正常的嗎?」周導演很誠懇的跟她交流了自己的觀點,雖然他本人不是同志,但是身邊的同志朋友讓他學會理解別人。觀眾中有的是電影製作者,有的是文藝青年,或者藝術家,這些人有一定的藝術修養,但卻不見得有關於性別平等的知識,這樣的溝通就顯得尤為重要。雖然同志群體和非同志群體之間並非對立的雙方,但是促進溝通不正是影展的宗旨之一麼?我希望第四屆影展,無論同異,都能在電影中找到自己的興趣。
中國酷兒獨立影像「十宗最」
文/范坡坡
一:最旺盛創作──崔子恩 |
在拍攝自己的獨立作品之前,崔子恩是一位大學教師、作家。教師卻不能上課教書,作家卻屢屢遭到出版社拒絕,這些全因為同性戀三個字的敏感。99年,崔子恩做了劉冰鑒《男男女女》的編劇,並且扮演了「公廁作家」歸歸。2001年,他帶領《男男女女》中的楊青、于博、孟諾交出了《舊約》,自此旺盛的創作一發不可收拾:《丑角登場》、《哎呀呀去哺乳》、《夜景》、《星星相惜吸》、《少年花草黃》、《副歌》、《我如花似玉的兒子》……直到最新的紀錄片《誌同志》,走遍世界各地影展。與此同時,他的書也得到出版:《桃色嘴唇》、《舅舅的人間煙火》、《偽科幻故事》……同時他也是北京酷兒影展的主要策劃人,受邀在國內外講課。創作力非常旺盛。 |
二:最多才多藝──石頭 |
前面提到崔子恩有十八般武藝,那與之相比石頭更是有七十二變本領。本來是畫家的石頭主演了《今年夏天》,自然毫不矯飾的風格呈現在觀眾面前。繼而拿起自己的DV機,拍攝完成《女同志遊行日》、《女人五十分鐘》、《我們要結婚》等紀錄短片。2005年她和女友明明還一起出演了崔子恩的《石頭和那個娜娜》。她的繪畫和攝影作品也陸續被國內外美術館收藏展出,女性主義表達在國內藝術屆是彌足珍貴的範例。 |
三:最熟悉面孔──孟諾 |
在第三屆北京酷兒影展上,孟諾的面孔頻頻出現:《石頭和那個娜娜》中,他扮演一個女變男的變性人;《箱子》中則有一段虐戀床戲;《徵婚啟事》中堅守愛情的孟諾打贏了保衛戰;《春歌》是孟諾自編自導自演的短片;《再次遇見你》也有他的客串。最早參演《男男女女》的時候他就展示了表演天分,後來在崔子恩的影片《舊約》、《獨生子:向左向右向前向後》得到延續,孟諾無疑是這個階段酷兒影像最重要的演員。 |
四:最個人風格──程裕蘇 |
2001年,從澳大利亞留學回來的程裕蘇拍攝了非常有上海都市風情的《我們害怕》,與作家棉棉的合作很有默契。晃動的鏡頭,粗礪的影像風格讓他在國際上屢獲大獎。《目的地,上海》則忽然轉變成靜止冷酷的畫面,但與前作相同的是對都市生活的關注,和酷兒話題的延續。程裕蘇的這兩部影片可以讓觀眾對上海的市民生活可見一斑。 |
五:最文藝青年──朱一葉 |
朱一葉已經拍攝了兩部女同志作品:《啦啦啦》和《小樹的夏天》均入圍了都靈等國際同性戀電影節。當觀眾問到她是如何籌得資金,如何維持生活的時候,她依舊語氣緩慢地說:「我爸覺得理想比什麼都重要。」這個頗具理想色彩的女孩非常具有文藝女青年的氣質,影片中的音樂和詩歌運用豐富,也經常出現一些奇麗的畫面。她在鄭州還經營著一家書店,經常有公益性的文藝活動舉辦。 |
六:最酷兒影片──《唐唐》 |
《唐唐》這部影片的主角唐唐是一位反串表演者,他曾經和男孩相愛但失敗,後來他和傾慕他的拉拉熏生活在了一起。這是一部融合了紀錄片與劇情片,令人驚訝的作品。影片包含了L(Lesbian女同性戀)、G(Gay男同性戀)、B(Bisexual雙性戀)、T(Transgender跨性別),流動的性別和性取向使這部影片顯得非常酷兒──並且這是導演張涵子改編自真人真事噢! |
七:最驚艷變裝──《香平麗》 |
影像作者蔣志曾是畫家和裝置藝術家。當他接觸到深圳的變裝表演的時候非常驚訝,於是創作了劇情與紀錄混雜的《香平麗》。片中香香的扮演者雌雄難辨,非常美麗。影像也因為蔣志對視覺的獨特感受顯得非常獨特。深圳的城市面貌,海洋的獨特色彩都讓人感到驚艷。香香企圖掩飾自己的性別,但最終還是被識破了。最終這種美麗顯得有些凄涼。 |
八:最忠實記錄──《人面桃花》 |
同樣是表現跨性別人群,杜海濱與蔣志和張涵子都有不同。作為有著豐富經驗的紀錄片作者,《人面桃花》非常扎實的手法記錄了成都「飄飄」們的生活:表演、嗑藥、娛樂、服務……同時也有歷經滄桑的前輩頗為嚴肅的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毫不獵奇的忠實記錄,加上獨特的雙畫面表現手法,也讓這部影片贏得不少國際獎項。 |
九:最執著堅持──《北京同志亦凡人》 |
《同志亦凡人》本是美國熱門劇集(Queer As Folks)的中文翻譯,2007年在北京開播的一檔網絡脫口秀,引用了這個廣為人知的名稱。當年幾乎同時上線的還有《同志放輕鬆》、《同志沙發》等節目,但到2009年,幾乎只有《同志亦凡人》一直還在堅持並且日漸成熟。有了基金會支持,更新了設備,增添了人才,在北京的各個同志場所經常可以看到這個團隊的身影,記錄著這個時代的動作。 |
十:最商業探索──《孤火》 |
導演韓塵是上海一名影視專業的學生,87年的小朋友。2007年他自籌資金在武漢帶領大家猛幹半個月,加上斷斷續續將近一年的後期製作,完成了《孤火》。影片具有豐富的商業元素:三角戀、謀殺,以及頗得同人女喜愛的男演員。雖然敘事上有些不足,但是相信韓塵未來的前景非常可觀。這部影片入圍都靈同性戀電影節的同時,韓塵也開始創作一部有關上海同志生活的紀錄片。 |
本文原載:《點》雜誌200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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